部民制的衰落可以追溯到六世纪中叶，那时朝廷迎来了改革的呼声，力图改变现行的统治制度，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段历史的关键时刻，苏我稻目（?—570年）作为改革者站了出来。稻目曾任宣化（535—539年）和钦明（539—571年）两朝的大臣，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苏我氏家族与大陆移民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这使得稻目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并吸收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因此他成为了当时少数几位开明的政治家之一。 在555年（钦明十六年），稻目设立了白猪屯仓，地点位于吉备五郡。然而，这一措施并未立刻产生预期的效果。尽管屯仓为地方经济提供了支撑，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部民的逃亡现象，十多年间，失控的部民问题愈演愈烈。为了遏制这一局面，稻目在569年（钦明三十年）派遣胆津前往白猪屯仓，开始对部民进行户籍编制，这一举措标志着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拉开了序幕。

随着户籍的建立，过去以部为单位的部民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前的部民开始按照户籍制度成为小规模的生产者，每年向国家交纳贡税。这样一来，部民的身份逐渐被转变成与国家关系更紧密的小农经济单位，原有的部民制开始解体，整个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然而，稻目的改革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尤其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大连物部尾舆，坚决反对这一变革。两人之间的矛盾在崇佛和排佛的议题上逐渐浮出水面。 在钦明王皇时期，百济圣明王将佛像和经论献给了日本朝廷。稻目支持崇佛，他认为通过崇尚佛教，可以取代传统的氏神崇拜，从而统一全国的思想，削弱各个氏族贵族的力量，加强皇权，挽救日益困窘的社会局势。与此相对，尾舆坚持维护氏神的崇拜，他认为这是保护腐朽的部民制和氏姓制的必要举措。稻目的立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他所主张的崇佛，遭遇了尾舆及中臣镰子的强烈反对。 稻目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通过崇佛，不仅仅是信仰上的转变，更是一个旨在促进国家统一、增强中央集权的战略。佛教的引入成为了与氏族权力的抗衡手段之一。然而，尾舆和镰子却将其视为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威胁，认为佛教的崇拜可能会削弱神道的影响，进而影响贵族的地位。 这场争论并未停息。随着国内疫情的爆发，尾舆和镰子趁机上奏天皇，指责佛教崇拜为灾祸的根源，要求废弃佛像。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天皇的同意。于是，佛像被丢入了难波的堀江，并且伽蓝被纵火焚毁。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稻目与尾舆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国家的政治局势也变得更加复杂。

587年（用明五年），用明天皇去世后，朝廷内的权力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苏我稻目的儿子苏我马子与物部尾舆的儿子大连物部守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苏我马子最终消灭了守屋，掌握了朝廷的实权，并且拥立泊濑部皇子为天皇，史称崇峻天皇。然而，崇峻天皇并不满意马子在朝廷中的专权，于是便发生了致命的悲剧。592年（崇峻五年），崇峻天皇被马子指使的东汉直驹暗杀，这一事件标志着稻目与尾舆斗争的终极胜负，同时也揭开了日本历史上一个新的权力格局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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